引言
1927年5月，被北伐军打得节节败退的吴佩孚，率领残部狼狈不堪地逃到了河南邓县。
此时驻守邓县的，是直系第9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于学忠。
当时，于学忠的军营里暗流涌动。六位师长悄悄聚在一起，向于学忠极力劝说：“北伐军现在的目标是吴大帅。咱们要是接纳了吴大帅，岂不是引火烧身？不如将他驱离，保存自身实力要紧啊！”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出卖上司、临阵倒戈是家常便饭。
然而，于学忠听完部下这句话，一掌重重拍在桌子上，断然拒绝。
他当众怒喝道：“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吴大帅一手栽培。大帅如今正是患难之际，即便是朋友也应施以援手，何况他还是我直军的统帅。若是诸位执意如此，我今日便自杀以谢大帅！”
话落，于学忠直接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于学忠
众人见于学忠态度如此坚决，赶紧表示，不敢有二心。
于学忠的这一抉择，不仅在当时保全了吴佩孚的性命，更在后来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一、 撕碎蒋介石的委任状：宁可解甲归田，也绝不背叛上司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他出生于军人世家，性格刚毅，极重江湖义气与传统忠孝。
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一路升迁，全靠吴佩孚的悉心提拔。
1921年秋天，川鄂战争爆发，川军将领熊克武攻打宜昌。直系守军在川军的猛烈攻势下纷纷溃退，眼看宜昌就要失守。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自乘军舰赶到前线视察。在一片混乱的退兵中，吴佩孚惊讶地发现，唯独于学忠率领的一个炮兵营还在阵地上死守，并多次用精准的炮火压制川军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吴佩孚在阵地上拍着于学忠的肩膀，转头对直系旅长赵荣华大声说道：“叫于营长跟我去，当我的团长！”
从此，于学忠深得吴佩孚的赏识，在短短几年内便被提拔为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成为直系军队中独当一面的核心将领。
1927年6月，蒋介石为了瓦解吴佩孚的残余势力，派出特使陈干带着一份盖着大印的委任状，秘密来到邓县面见于学忠。
陈干将委任状双手奉上，极力拉拢道：“于将军，只要你宣布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立刻委任你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
这是一个极其诱人的价码。但在当时的军阀格局里，于学忠如果接受了这个任命，就意味着他要调转枪口去围剿自己的老上司吴佩孚。
于学忠看都没看那张盖着大印的公文，伸手拿过来，当着特使的面，一把将委任状撕得粉碎。
于学忠冷冷地对特使说：“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绝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大帅入川前特意叮嘱过我，无论如何不能去投靠蒋介石。像他那种见利忘义之人，我是耻于与之为伍的。”
此前，吴佩孚抵达邓县后，企图带着于学忠仅剩的精锐部队一起退入四川，依附四川军阀杨森。
于学忠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他坦率地对吴佩孚说：“大帅，四川境内军阀林立，且各怀鬼胎。如果您带着万余重兵强行入川，川军将领为保私人地盘，必然会怀疑您要喧宾夺主，决不容纳。到时候，我们反而会陷入死地。”
吴佩孚叹了口气问：“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于学忠回答：“大帅如果决定入川，只能带领少数卫队团，以客卿的身份前往。如此，川军将领为了面子和名声，尚能给您提供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之后，我亦解甲归田，回蓬莱老家，与大帅共进退。”
吴佩孚听从了于学忠的建议，只带了少数随从入川。
于学忠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他将剩余的军费全部分发给麾下将士，并委任第7师师长阎得胜指挥第九军各师。
随后，于学忠脱下了军装，骑上一匹大马，头也不回地返回了山东蓬莱老家。
二、 张作霖：“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
于学忠回乡隐居后，他原本的部下们日子过得并不舒坦。
他的旧部很快被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强行收编。由于不是嫡系，这些师长、团长们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冯玉祥“吃掉”。
不久，25师师长马廷福、26师师长杨殿云、第7师师长刘乃昌等人趁着调防的机会，联合起来带着部队脱离了冯玉祥，一路狂奔到了安徽蒙城一带。
部队到了蒙城，群龙无首。这几位师长一商量，派出了专员星夜赶往山东蓬莱，跪在于学忠面前，哭着请求：“总司令，兄弟们只服您。没有您，这几万兄弟迟早要被别人缴枪。请您务必出山，带兄弟们找一条活路！”
面对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部下，于学忠无法坐视不理，只得重新出山。
就在此时，一直密切关注关内动向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出手了。
张作霖与直系曾是死敌，双方爆发过两次规模浩大的直奉战争。但张作霖这个人向来爱才，更对讲义气、懂忠孝的军人有着天生的好感。
得知于学忠在蒙城重拉队伍，张作霖立刻派出了特使，带着亲笔信和请帖赶往蒙城。
张作霖在信中态度极其诚恳，邀请于学忠北上北京会面。
除了爱才，张作霖器重于学忠，还因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因缘。
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早年曾是毅军（宋庆部）的一名帮统。而在光绪年间，张作霖也曾在毅军中效力五年，受到过于文孚的关照和提拔。
换句话说，于学忠的父亲，曾是张作霖的老上司。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吴佩孚入川之前，就曾嘱咐于学忠：“如果将来你无路可走，可投奔东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切不可投降蒋介石！”
1928年初，于学忠抵达北京。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下阶迎接。
一见面，张作霖就拉着于学忠的手，操着东北口音大声说道：“孝侯，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当年你父亲对我有恩，今天你在我这里就是回了家。”
接着，张作霖神色庄重地对他说：“孝侯啊，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孚）的忠义，他落难了，你宁可下野也不卖他。我张作霖最敬重有骨气的汉子！我今天重用你，不指望你天天对我说好话，只希望你以后能像对待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张作霖，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作霖当场大笔一挥，拨给了于学忠十几万大洋的临时军费，并任命他为奉军第20军军长。
拿着这笔巨款，于学忠回到蒙城驻地。副官原以为他会像其他军阀一样，先截留大半作为私人积蓄。
但于学忠回到营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全军官兵。
他指着堆积成小山的大洋，大声宣布：“这笔军费是张大帅给兄弟们的。今天，我们按人头平均分配，当官的拿多少，当兵的就拿多少。我这个军长，也和你们拿一样的一份！”
大洋当场发放，全军官兵看着手里的银元，个个目瞪口呆。
在那个长官克扣军饷视为常态的年代，于学忠的这个举动，瞬间让全军官兵为之折服，原本士气低落的残部，在极短时间内凝聚成了奉军中战斗力极强的一支铁军。
三、 东北军二号人物：少帅最信任的托孤大将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少帅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大权。
在接管权力后，张学良对奉系内部盘根错节的老派将领深感头疼。为了稳固政权，他急需寻找作风正派、军事过硬、且对自己绝对忠诚的新一代将领。
而于学忠，成了张学良最完美的伙伴。
张学良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部下表示：“于学忠这个人，能对吴佩孚忠心耿耿，他就一定能对我忠心耿耿。有他在，我的后方就稳了一半。”
在随后的中东路事件和中原大战中，于学忠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战功赫赫，他一路升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
在东北军内部，于学忠以一个山东人的身份，逐步掌控了东北军近半数的主力部队，成为张学良麾下毫无争议的二号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陷，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张学良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承受了全国舆论的唾骂，被迫于1933年通电下野，出国考察。
在出国前，张学良将东北军整编为5个军，总兵力约26万人。
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各领一军，总兵力约9万人。而张学良却将剩下最精锐的17万大军和自己留在关内的所有私人财物，全部交托给了于学忠一人统领。
当时，张学良的身边有些嫡系幕僚对此表示担忧，私下劝说张学良：“于学忠毕竟不是奉天人，他是由直系投奔过来的外来户。如今您下了野，把17万大军都交给他，万一他被蒋介石收买，或者自己割据，我们可就一无所有了。”
张学良听后，冷笑了一声，极其自信地回答：“你们不要错看了于孝侯。整个东北军里，最不会背叛我的就是他。将来能够替我收拾东北军后事的人，也只有于学忠！”
事实证明，张学良没有看错人。
在张学良下野期间，蒋介石多次利用分化瓦解的手段，企图拉拢于学忠脱离张学良。蒋介石甚至暗示于学忠，只要他愿意宣誓效忠中央，可以将其部队扩编，并由他全权接管华北的军政大权。
于学忠不仅严词拒绝，反而每天派人去擦拭、看管张学良留在天津马厩里的八匹骏马，东北军上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骑这八匹马。
除了蒋介石的拉拢，日本人也盯上了于学忠。
在天津任职期间，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三度派人登门，许诺只要于学忠同意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和东北军，日本人将用重金和重武器扶植他当“华北王”。
于学忠当着日本特使的面，指着门外大声喝道：“我于学忠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你们的条件，我一个字也不会听，请便！”
日本特务气急败坏，策动流氓汉奸在天津制造暴乱，甚至派遣武装日军开着卡车到省政府门口进行武装阅兵挑衅。
面对日军的枪炮，于学忠寸步不让。他命令手下一个排的士兵，全身绑满黑乎乎的手榴弹，直挺挺地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前的马路中央。
日军指挥官看着马路上那一排随时准备拉响引线同归于尽的中国士兵，最终没敢下车，只得灰溜溜地命令卡车倒车撤退。
四、 西安事变后的托孤：他用余生保护少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在这一惊天巨变中，距离西安千里之遥的兰州也爆发了扣押中央军大员的行动，史称“兰州事变”。
而这场行动的实际指挥者，正是时任甘肃省主席的于学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通知东北军将领的情况下，执意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蒋介石扣押，彻底失去了自由。
在临走前，张学良给东北军团以上军官留下了亲笔遗嘱，其中明确写道：“我走后，东北军由孝侯（于学忠）全权负责。”
少帅被扣，东北军内部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与分裂。少壮派军官主张不惜与中央军开战，武力营救张学良；而王以哲等元老派则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营救。
1937年2月2日，西安爆发了“二二政变”，丧失理智的少壮派军官孙铭九等人闯入王以哲家中，将这位重病在床的东北军元老残忍杀害，东北军面临彻底火并和就地解体的危险。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正在前线的于学忠连夜赶回西安。他凭借极高的威望，迅速处决了挑起事端的凶手，平息了内部火并，并指挥各军有序撤离潼关。
在随后东北军大东调的整编过程中，蒋介石为了彻底分化东北军，单独召见于学忠，冷笑着对他说：“孝侯，张汉卿（张学良）已经犯了国法，出不来了。东北军的各军长都在争夺地盘。只要你听我的命令，甘肃、江苏或者安徽的省主席，随你挑。”
于学忠站得笔直，看着蒋介石，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于某不求升官，也不要地盘。于某今天只有一句话，副司令（张学良）是一时糊涂，他对委员长绝无歹意。请委员长看在他主动送您回京的份上，宽大为怀，放他回来主持东北军！”
在随后的几年里，于学忠顶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先后四次呈递公文、当面求见，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哪怕因此被剥夺军政职务也在所不惜。
于学忠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学忠率领东北军第51军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他始终拒绝被蒋介石彻底收买，蒋介石逐渐剥夺了他的兵权，将其调任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留在了大陆。
结语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他临终前，身边没有任何勋章和巨额财产，只留下了他坚守了一生的“忠义”二字。
而在海峡的另一端，一直被幽禁的张学良在听闻于学忠逝世的消息后，据其随从回忆，少帅独自坐在窗前，默然流泪，久久没有说话。
很多年后，张学良重获自由，在庆祝他90岁寿辰的宴会上，有记者问起他这一生最感激、最信任的部下是谁。
白发苍苍、历经沧桑的少帅没有提到那些曾整日围在他身边阿谀奉承的嫡系，而是颤抖着声音，无比深情地叹息道：“我这辈子，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网上实盘合法配资平台公布，是我最可以倚仗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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